明 沈周 画 文征明 题
|
|
|
||||
|
《大圣归来》讲的是一个自由之后何去何从的故事。 《大圣归来》是对《西游记》的一次再创作，而这并非简单的修葺，而毋宁是对《西游记》的升华和超越。《西游记》故事中唐僧的角色，在影片中便成了一个小屁孩江流儿。这样的改写意义非凡：唐僧意味着佛祖权威的代言人，他的出现是如来佛祖规训与惩罚的延伸，佛祖的法力通过唐僧来驯服大圣的“心猿”。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是佛祖对大圣的绝对律令，虽然只是一种他律。而江流儿这样的小屁孩则并不拥有任何精神法权。江流儿对大圣的解救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恩义。不仅如此，江流儿还是大圣的“脑残粉”，大圣是江流儿的精神偶像，这种“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关系使得大圣占有了绝对的积极主动。所以，江流儿解救了大圣，让大圣获得了自由，而大圣在江流儿面前的绝对优势，也无疑是一种自由的资本——他虽然欠了江流儿一个人情，但他可以还，也可以不还。至少一开始，处在烦躁中的大圣对江流儿充满厌恶。 大圣的烦躁，源于他获得自由后的焦虑：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却不知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如果说，五百年前是由于生命本能冲动而大闹天宫，那么，当生命本能冲动被五百年的规训惩罚压制殆尽，当主宰自己行动的不再是本能而是基于选择的自由，那么，大圣目前最需要的无疑是一场自我立法：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并不是本能冲动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对应该如何选择，应该如何生活的认知。而这并非大圣的天性，也不是大圣的习惯。自由对于刚刚走出五行山的大圣来说并无意义。若没有对应然生活的认知，自由便难免沦为虚无。所以，大圣拥有的自由，恰恰只是一种虚无。正如鲁迅所言：“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出走后如果不致毁灭，前提是必须有路可走，有路可走需要的是选择走哪一条路。否则，无从选择的自由只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哲学学者吴飞先生在研究华北农村的自杀问题时惊讶地发现：许多启蒙以来的农村妇女自杀，恰恰是因为自由之后的彷徨无地。 自由不仅需要选择的能力，也需要运用自由的能力。大圣在拥有自由之后恰恰缺乏运用自由的能力：手上腕印没有消除，金箍棒也不知去向。影片没有告诉我们大圣的金箍棒为何一度消失，但这似乎并非佛祖的剥夺，否则无法解释金箍棒在佛祖未曾显灵之际何以又最终出现。金箍棒失而复得，暗示的恰恰是它并非取决于佛祖的外力，而是取决于大圣自己的行动。手上腕印的最终消除，也同样需要大圣自己的努力。它们虽然是佛祖惩罚的烙印，但要走出惩罚的阴影也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自我救赎的意志——这一意志并非天生，也并非习得，它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只有在知道了应该做什么的情况下，做的能力（自由的能力）才能实现。 知与行在这里高度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王阳明语）没有知便不可能有行。没有灵魂革命开辟的道路和方向，便没有走在大路上的披荆斩棘意气风发。朱子虽然与阳明高度对立，但都不约而同地重视“立志”，便是明证。 而大圣的“灵魂革命”恰恰是江流儿引起的。然而大圣与江流儿之间既不是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的责任关系，也不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看与被看关系，更不存在悟空与唐僧之间的权力关系。大圣与江流儿之间是一种自由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这一主体间性体现为江流儿与大圣的邂逅是一个精神的互相塑造互相完成的过程：江流儿从小就痴迷于大圣的故事，皮影戏和评书的耳濡目染，使得大圣已然成为了他的人生榜样。虽然师父是他名义上的导师，吃饭念经是他外在律令，但大圣才是他的爱和崇拜，以至于年幼的他随手攥着大圣的公仔，不愿放手。大圣的榜样力量让江流儿学会了勇敢。从大圣身上学到的勇敢，使得他不离不弃地保护小妹妹，和山妖作斗争，甚至在大圣拒绝帮助的时候便愤而挺身、自蹈死地。正如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言“榜样原则处处都作为在伦常世界中的所有变化的原发手段。”大圣作为榜样在江流儿幼小心灵中引发的一场精神革命，大圣完成了对江流儿的灵魂塑造。因为有了大圣，江流儿的精神世界才变得不同。江流儿的人格主体性是大圣赋予的。 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大圣化的江流儿站在真正的大圣面前时，悖论发生了：真实的大圣并不像江流儿心目中的那样勇敢。相反，他颓废、慵懒、狂躁，甚至冷漠无情。他让江流儿倍感失望。当然，失望并没有变成绝望。在妹妹被山妖掳走之后，江流儿一直未曾放弃对大圣的求助和期待。在江流儿眼中，大圣不应该消沉、堕落、凉薄自私。大圣是且应是勇敢的、无畏的、全能的。古典学大师施特劳斯在解读古希腊四大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时提到，智慧和勇敢是最高贵的德性，因为它属于天分高的人（正如节制和正义是次高的德性，因为他属于天分较低的人）。当江流儿将勇敢这种桂冠美德赋予心中的大圣时，大圣的内心想必波澜起伏：成圣可是自己五百年前的梦想呵。就是为了成为“齐天大圣”，大圣才把天宫闹了个底朝天，当然，成“圣”的代价就是被五行山压了五百年。然而小屁孩对自己的崇拜和期待，无异于真正地把“大圣”的徽号封给了自己：这不是蚂蚁缘槐夸大国的自负，不是玉帝老儿打哈哈的敷衍，而是来自一个邂逅相遇的孩子的真诚期许。“争取承认的斗争”（黑格尔语）居然在这里最终胜利。而恰恰是江流儿对大圣的崇拜和期待使得大圣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应该像江流儿期待的那样勇敢、无畏。江流儿对自己的崇拜和期待，让大圣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这不是“镜中”的自己，而是“灯下”的自己：一个被照耀的自己，被染红的自己。而江流儿最后的“牺牲”，更是让大圣看到，江流儿是因大圣在他心中激荡起的英雄情结而“牺牲”的。作为“小大圣”的江流儿“牺牲”了，真大圣自己又情何以堪？江流儿“牺牲”的已然昭示了大圣的应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圣曾经成为了江流儿的榜样，而现在，大圣自己的榜样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江流儿眼中的自己、江流儿身上的自己，哪怕是“灯下”的自己，光环中的自己。在江流儿心中发生的那一幕榜样革命，在大圣心中又重新演绎了一遍。“善的人格仅仅依据它的可被直观和可被爱的存在与如在才具有那种榜样价值。”（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而在大圣那里，榜样不仅被“直观”，而是被“亲证”——那可是从前的自己啊！大战哪吒、打败四大天王、把李天王的宝塔打落尘埃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圣自己，那个曾经的自己！ 于是，大圣与江流儿之间便完成了一场灵魂的互相形塑和主体的相互赋予。他们彼此成全了对方，实现了对方，各自从对方身上证成自己。就像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呈现的那样，大圣从江流儿身上看到了自己，从他者的人格看到自我的人格，在以江流儿身上的自己为意识对象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意识”，于是最终走向了思维与存在齐一、他律与自律重合的合内外之道。与江流儿的遭遇就是一场飞跃式质变，大圣从迷惘中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生成”状态上升到自性弥满的“本质”之持存。本质的树立使得大圣获得了一场自由的净化和进化。他的自由不再是空洞迷离的纯形式的自由，而是被勇气、正义、担当充盈着的实质的自由。他找到了自由的方向，获得了自由的力量。自由的方向让他不再歧路丧生、不再无所事事，自由的力量使得他消除了手上的腕印，重新奋起金箍棒，去澄清玉宇，去扫除妖雾。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谈论奥古斯丁的自由观时说：“存在两种自由：一种是初始的自由，另一种是终结的自由。”“有两种自由：最小的自由和最大的自由：最低级的自由是初始的、开头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它会引发罪恶；最高的自由是最后的、终结的自由——上帝的、善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而大圣正是从最初的、最小的、低级的自由走出，走向了最高的、最大的、终结的自由：择善固执、蹈乎大方、虽千万人吾往矣，让灵魂的愿望成为命运的先知。这不是从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从心所善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在善良意志的指引下绽开的自由。“自由主义的原意是履行慷慨的美德。如果说所有美德之间就其完美状态而言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一个真正富有美德的人。”（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自由有了善的支撑，才变得丰沛浩荡，如有所立卓尔，自由有了美德的涵摄，才变得笃实光辉、沛然莫之能御。 古希腊政治哲人色诺芬写过一部著名的《上行记》（通常译作《远征记》）。这部书写的是希腊雇佣军被波斯雇佣和背弃后历经艰辛重返希腊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归来”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上升”的故事。《大圣归来》也是如此，归来的过程即是上升的过程。《大圣归来》的上升和《西游记》原著在这里互文见义：它们都是一种上升。只不过《西游记》是以“去”的方向上升，而《大圣》则是以“归来”的方向上升。“去”意味着他者的召唤，路在脚下，更在远方。而“归来”则意味着回到原来的自己，从原来的自己那里得自由。这意味着自由的扬弃——从原来的自己得自由，而非从现在的自己得自由，自由便不再是此时此地的随心所欲，而是以“原来的自己”这样一个即此即彼的绝对他者来规定现在的自己。自由的主体便不是“现成上手”的我而是“有待上手”（海德格尔语）的我/他。“归来”之后的自由既是自律也是他律。然而“归来”比“去”更难，因为“去”的目标是固定的恒有的，而“归来”意味着目标曾经迷失，等待找回。而《大圣归来》的崇高正是从这种找寻中体现，这是一场为自由赋予尊严的找寻（而不仅是追求自由的找寻），因为自由并不直接等于尊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自由不是尊严而是堕落。大圣的归来是在为自由寻找一个可靠的主体和坚定的支撑，是对自由的救赎和升华。归来与上升同在，自由与价值同辉。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基于“上升”的归来，荡气回肠的取经故事才开始演绎。 |
|||||
| 编辑 收藏 举报 主题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