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子词的再思考
晚上,突然想到白天看到的李子在一个访谈中的回答甚是有趣。
一尘:您觉得您写的诗词的风格和过去所谓打油诗有关吗? 
李子:没太大关系。有人说俺走的是聂绀驽的路子。其实直到不久前我才算看到了他的作品,其他如启功等人的作品也是不久前才读到的。所以说不是故意在师法他们。
LIZI访谈:http://www.shikun.net/bbs/dispbbs.asp?BoardID=1&replyID=22146&ID=3676&skin=1
据我的观察,李子词和聂绀驽的路子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聂诗对启功等人有影响,要注意聂诗不仅仅有精巧的字面,字面背后是心酸和犀利的冷嘲,然而今人中却颇有人仅仅注重字面的精巧和形式的跌宕)。可是李子又没有有意学过他的。那么为何会相似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语境的相似。查资料可以看到聂诗创作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聂去世于1986年)。而李子的创作时间基本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二者相差至少数十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段内,尽管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知识分子的感受却可谓大同小异。聂身处于一花独放、一鼎独尊的绝对权威年代,他亲身经历了知识分子的咽喉被紧紧扼住的苦痛。而李子成长于文革后的时代,他经历了广场事件,目睹了建构于网络的墙,因为当过编辑,他又深谙编辑出版中的种种束缚和管制,因此他和聂一样,处于一张强有力的有形的网中。而这张网与二十世纪以来人性之苏醒与渴慕自由显然构成了冲突(当然,这仅仅是当代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农村之衰败、女性地位之崛起以及城市审美范式的建立等问题同样值得瞩目)。怎么表达?怎么书写?沿袭传统套路有可能吗(传统作者在面对此困境,不是走向桃花源,或者逃禅,就是自我放逐,走向毁灭与癫狂,徐渭的自戕就是一个显例)?显然不可能,在风气相当开明的宋代,苏轼就因为几首并不怎么尖锐的诗而险些丢了性命。因此可以说,传统诗词在这方面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经验与范本(不过据个人的经验,禅诗倒是个特别值得挖掘的宝藏)。正是这一困境,导致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现代主义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加有效的对抗这张网的武器,包括:反讽、滑稽、解构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身处的困境,那么我们就没有可能去理解李子词的真正内涵,自然也不能准确认识到聂词吟唱的痛苦与选择的勇敢。但是,蚌病成珠,蝶翅出蛹,我们可以确认,未来诗词创作的源泉已经不可能自限于传统的遗产,诗词必将融入一个更大的艺术生命体之中。届时,不仅诗词的传统遗产将被现代作者用现代眼光重新一一打量,传统的创作手法赋比兴也将与现代主义的诸多手法结盟,成为未来诗词作者的基本写作武器,——换言之,仅仅依靠传统的赋比兴将难以担当书写个体生命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的重任,有趣的是,尽管众多诗词作品保持了传统创作面貌,但它们的作者们却在其他的场合会自然而然地认同并运用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比如他们转发的微信段子或者平时的吐槽在手法上都可能与现代主义艺术有诸多相通之处。
我日益发现,现代诗词作者亟需学习获得反思和批判性的审美认知方式。目前对于李子词的褒贬的极端分化,恰恰说明了传统经验和概念式的审美方式对作者们束缚至深,由此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疑惑与困扰。没错,传统审美思维方式观照下的李子的许多词是不可懂的,然而作为诗词探索领域的先行者(或者叫急先锋),他承受这样的诘问甚至攻击也在意料之中,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开创者之一陈独秀在历史上同样饱受争议。正因如此,只有当诗坛出现更多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作者和作品,类似质疑的声音才会慢慢降低它们的分贝。预计这一过程的到来,至少需要二十年甚至更久。事实上,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些,我们会发现诗词之演进其实远远落后于其他文体,比如小说。因为众所周知,古典小说例如四大名著和现代小说之分野在近一百年前就已经判然存在。然而在“实验体”出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与古典诗词相对应的这一概念。但很显然,这一概念正在孕育之中。有理由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现代诗词”之类的与古典诗词相对应的诗词史上的概念。可以互为镜像的还有政治领域的演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频频见诸国家元首的讲话之中。难道诗词的写作手法和审美认知方式可以做到千年不变么?
我还相信,未来的诗词会对一切概念之上的“我”(个体存在)进行拷问。而不是仅仅对作为平民和公务员或者书生的我进行拷问。这种拷问才是真正终极和批判的拷问。然而目前,诗词尽管对于人有反思有拷问,但多数都是针对某一类具体的群体比如官员、书生或者百姓进行拷问。这样的拷问并不彻底。这使得我们的书写仍欠深入。
总之,李子词的产生鉴照出我们与前辈所共同面对的语境以及它对于每一个存在个体的强大推力。人性正在苏醒,这一势头不可阻遏。当然,李子的创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他擅长的领域之外便是他的局限所在。然而,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当注意到并努力填补的空白。或者,还应该补充说明,如何书写个体生命以及他们所身处的世界,传统派也有他们的努力与尝试,因为有资料反映孔凡章先生曾就诗词如何反映现代情境做过许多尝试。问题就在于条条大道通罗马,我们不应该拒绝通往罗马的多种可能。我想这就是李子词甚至实验体的意义所在。当然很多人仅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他们的眼前的李子词是顺口溜或者连作品都谈不上的堆砌,这固然展现了他们言说的权利。然而,当他们以上帝般的视角给出这种经验与概念化的判断时,他们自身也就陷入悖论了。这便是传统派和实验派往往势同水火的原因。因为一方勇敢前行,一方却断然割席。
12.13又按,早上读田晓菲《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现代汉诗的另类历史》,颇有感触,略记如下。
传统的诗歌语言并不只是表情达意的手段而已,它实际上意味着一整套复杂的规则、价值和观念系统,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来理解和认识世界。但很显然,今人有大量的诗呈现的是古典而非现代的、优雅而非日常的、偏激而非理性的观念世界。
田晓菲在文中引用了黄遵宪的一首题为《纪事》的五言长诗,该诗记述了美国总统选举。田文是这样分析的:
“诗人认为美国人在进行可悲的“窝里斗”,对此感到惊讶和遗憾。他使用了一系列中国君主制的传统词汇来描述一个自己没有完全理解的政治体系:
乌知举总统
所见乃怪事
怒挥同室戈
愤争传国玺
……
究竟所举贤
无愧大宝位
倘能无党争
尚想太平世


“大宝”一词出自《易经》中的《系辞》:“圣人之大宝日位。”“传国玺”是帝皇权力和合法统治的象征,由一个皇帝传给另一个皇帝,有时由一个朝代传给另一个朝代。借助用来形容帝位之争的字眼,黄遵宪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熟悉的参考框架,但是同时也歪曲了选举的意义和总统这一职位的本质。诗歌语言要求诗人不断变化对“总统府”的指称,因此诗人必须选用“大宝位”、“传国玺”这样的词语;这一点,再加上诗人对陌生政治体系的误解,遂导致了一幅对异国事物进行了扭曲的白描。不过,诗人的修辞手法也把异域现象变得熟悉,可以被本土读者理解。”


个人在编选《城市诗词三百首》的过程中,同样发现了大量将城市镜像变形化甚至扭曲化的作品。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变形、扭曲没有其合理之处,但检视现实,仔细反思,这样的认知一如黄遵宪的“纪事”一样,很可能是片面和一厢情愿的。有趣的是,早上在翻看网人集子时,看到一首非常有趣的诗:
喜女排易帅后首捷为长歌行 
光弼初领子仪兵,十万旌纛意气生。一战西戎捷书奏,复战东夷沧海平。眼前已见当年势,貔貅肃练细柳营。河湟只在指顾下,看收关河复天京。君不见,去年折辱肝胆愤,残老手书败师行。已怪贰师久不易,忽喜汉家用卫青。孙武勒兵凤凰阵,桐花万里起清声。快然举翮事高翥,一报父老哺养情!


我不禁想,明明是个体育项目,何以写成了政治军事事件了呢?如果不看题目,只怕还要以为是中国在哪用兵,然后出师大捷了呢。玩笑过后,我思索的是为何作者会这样去写?结论是,大概还是因为这种成熟的框架容易代入。就如同以前自己做文件一样,总是先找找往年的文件,然后略作改动就报上去了。这样当然省事,因为框架不动,只需要替换细节。然而在讲求创造的诗词中,这样可以么?现在看来问题多多。作者不顾现实情境,一味地套用既有的写作框架与格局,最后只能走向陈陈相因和蹈袭窠臼的道路。作为军人,打仗需要一股子血性,写诗何尝不然。总想讨巧,总想因袭,则生趣何在,自我何在?
李敖曾有名言说,国民党意淫大陆。这样的歌行我想也可以归作意淫和梦呓的行列吧。时代发展至今,有大量的的事物和情境是无法在传统诗词中找到书写范本和经验的。因此,扩大和补充我们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于诗词之创作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代诗、哲学、心理学甚至音乐等都完全可以纳入这样的资源宝库。